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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盈彩官方网站2024-05-31 17:48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鲁元珍

　　在知名童装产业带浙江桐乡，一家童装企业负责人巧姐于半年前尝试淘宝直播。经过几个月的潜心耕耘，如今直播间月成交额已突破1000万元，成为直播电商风潮下的受益者之一。过去一年，淘宝天猫净增130余万店铺，新增55万直播账号，直播和短视频已经改变了电商模式，成为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和年轻人的创业入口。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阿里、美团、京东、字节跳动等平台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电商到移动支付，从外卖到共享出行，从直播到智慧社区，数字经济已经覆盖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交娱乐，改变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仅如此，数字经济在更好地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吸纳就业创业、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数据分析师、直播选品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农村电商新模式的逐渐普及扩大了农产品销售、带动了增收致富，政务服务、在线课堂、互联网医院等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随着一个又一个创新模式的诞生，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用更加明显。

　　近年来，一系列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聚焦推动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行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据要素等相关领域发展，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不仅充分肯定了平台企业和数字经济在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也对其未来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未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迭代发展，新基建快速发展，互联网用户规模不断扩大，都为数字经济发展夯实了基础条件。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广阔，也将在引领转型、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专家点评】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数字经济战略研究室主任高婴劢：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重塑全球要素资源和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近十年来，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兴起，生活服务数字化、消费行为在线化、社会资源共享化全面普及。“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步入体系构建新阶段，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围绕技术、数据、平台、算法等方面的数字经济治理逐渐成为新常态。在国际合作方面也将加快贸易数字化，构建良好的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制度和环境。下一步需加快5G、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等产业集群化发展，增强本土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同时鼓励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通过规模集聚、优势互补，促进数字产业高速成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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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摄

　　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摄

　　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